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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松江高学历城管队本科超9成 再高端也得下来生活(图文)

2013-12-28 13:33:54    来源:解放日报    我来说两句(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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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楠(左边穿城管制服者)和李健飞正在执法。 (资料)

   7时30分,孟言超的一天从沿街巡查开始。



  换好制服到岗后,他看到菜贩将摊子摆放到了农贸市场外,影响到了周边交通。他上前先敬一个礼,然后开始宣传市容条例,劝说对方尽快离开。



  工作7个月,拿到执法证2个月,26岁的孟言超是松江城管执法大队方松街道的一线执法队员。2012年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高级国际商务管理专业硕士毕业后,他选择了回老家松江报考公务员。经层层考试,最终在三选一的竞争中胜出。
 


  这位高学历者的加入,对松江城管执法大队来说并不算太大的新闻。因为,目前,这支拥有435名城管队员的队伍中,本科毕业生已达388名、硕士毕业生已有10名,高学历城管已占九成以上。按照参公岗位招录标准,从2009年开始,松江城管执法大队和全市其他城管部门一样,只招本科以上学历人员。



  这些年轻人为何愿意选择城管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?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,这些初出校门的高材生又能否应付?

 

  寻找“无奈”背后的症结



  问:如何看待社会上对城管的评价?



  答:看到关于城管的负面报道时,心里充满了无奈。



  为什么选择报考城管?



  年轻人的回答很现实:“工作性质稳定、收入待遇尚可是主因。”“即便是海归或名校毕业生,也得生活啊。”



  从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硕士毕业时,朱晓敏还是个留着棕色长发的时髦姑娘,对城管工作职责的想法就是“赶赶小摊贩”。不过入职后的第一个改变,令她感到一份对自我形象的重新定位。女城管的入职要求是:长发披散不可过肩,不能染发、做指甲、佩戴首饰。在入职培训后不久,朱晓敏就剪成了短发,发色也重新染回黑色;入职后的第二个改变是,她发现原来城管涉及的工作项目又多又细。



  目前从事内勤岗位的朱晓敏主要负责文书制作,之前她也做过一线岗位的工作。例如,野蛮施工破坏了道路绿化,不仅属于城管的执法范围,也牵涉环境科学知识。所以她觉得:“现在的工作,不算特别专业对口,但也还是能学以致用。过去受过的专业教育在这个岗位上没有白费。”



  河南小伙王楠,海事大学英语专业硕士毕业。选择加入城管的初因也很实在,“在众多岗位中,这个岗位报名者少,入选的胜算大。”然而,真的当了城管,他又觉得不知道该向别人如何介绍自己的工作。老家的城管形象比上海糟糕,每当老乡问起王楠的工作时,他往往含糊地回答“在事业单位”。



  三天两头看到网上有关城管的负面报道,孟言超笑着回忆,过去也许会出于义愤轻易做出判断,但现在看问题会更加全面。“因为亲身参与了这项工作,才知道许多问题的责任并不全在城管。”有过留学经验的孟言超和“小伙伴们”常常探讨业务:“在西方,摊贩和市民的自律性更高,对法律法规的认同度也更高。如果摊贩本身的经营行为存在违法违规情况,市民不会愿意消费。但国内的市民不管这些,而是出于自己‘方便、便宜’等因素而变相支持违规摊贩。因此,当城管做本职工作时,存在一定难度。”



 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而入行,随着心力的投入,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开始思考:“我们如何通过自身努力,找到‘无奈’背后的症结、进而去改变这些‘无奈’?”



  因被理解而感到了“力量”



  问:工作中最大的压力来自哪里?



  答:行政处罚权力度有限,往往难以落实到位。一线工作时,常常遭遇不理解。



  为改变城管执法的形象,松江区城管部门做了颇多尝试。



  2005年,当地成立女子城管巡逻队。这支队伍平均年龄24岁、由13位女性组成的上海首支女子城管巡逻队一度引起轰动。城管部门希望通过女性劝导、柔性执法的方式,缓解执法对象的情绪,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。



  “柔性执法”在现实中并不被非法乱设摊的摊贩买账。女子城管队员难以发挥劝导作用,无奈只能以巡逻为主。2010年起,女子城管巡逻队的成员逐年分散到各个街道城管队伍中去,做一些辅助工作,比如后勤、开罚单等。对此,在澳大利亚获得了国际商务和金融双本科学位的王晓俊认为:“城管执法具有一定的刚性原则,柔性执法并不能替代刚性执法的本质,不管什么性别、什么学历,城管队员都必须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再谈文明执法。”



  朱晓敏曾在轨交9号线松江大学城站守点执法,队长交给她的任务是“不要让小摊贩有落脚机会”。但来往乘客给予她的更多是不理解。而一线执法,也让“海归”孟言超体会到了“不容易”,因为“城管工作涉及数百条法律条款,专业性很强,真正要干好需要高素质,更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”。



  中国社科院硕士毕业的李健飞目前是应急中队一线执法队员,在一线工作,他有特别的成就感。一次执法行动,他和队友拆除了沿街搭起的帐篷,路人拍手称“拆得好”。小伙子因被理解而感到了“力量”。



  当然,这些“书生”城管也得经历“大场面”。在执法中,一些摊贩不但不听从劝导,反而会干扰、阻挠执法。王晓俊说,一次二三十个小贩守候在闹市街头,待城管车辆经过时用手中的钢管追着打。不过,对于这些年轻人,队里的年长者还是呵护有加。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时,总是资深老队员冲在前面,让新队员退到后面。



  希望更有成就感



  问:什么原因,会让你一直在这行做下去?



  答: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改变。而我们是促进改变的良性因素。



  松江城管队伍成立至今,不过10年。在这些年轻人眼里,这是个朝阳行业。



  不过有时候,大家也觉得“挺郁闷”。王楠翻着自己的城管手册,手册上一条内容写着“城管应对车容不洁进行处罚”。“要求是要求,但有没有可操作性又是一回事,在街上看到了不洁净的车辆,我们很难对其进行处罚。”而在针对流动设摊的执法行动中,多名队员都表示遇到过“处罚金额大于暂扣物品金额”的情况,这使得被执法人根本不愿意来缴纳罚款,处罚应有的惩戒效应没有起效,经营活动的高利润又会使小摊贩卷土重来。



  “现在有个趋势,报纸上宣传城管得了什么奖,做了什么好事,大家都不为所动;一旦有城管打人的报道,往往竞相传阅。”王晓俊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社会舆论支持,不要“妖魔化”城管形象。其实,城管工作也经常有“人性关怀”的举动。一名队员回忆,今年过年前,队里暂扣了一个卖农副产品的本地小贩,“对方屡教不改,又严重影响了市容”,但在事后了解了对方家庭困难的特殊情况后,队员又以个人名义购买了小贩的农副产品。



  李健飞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社会工作,拥有了城管身份后,书斋里的理论开始接受实践的检验。与导师依然保持着联系的他,现在正利用业余时间撰写论文,论文题目为《社会工作专业进入城市管理的路径研究》。



  回顾昔日在爱尔兰读预科的生活,王晓俊说许多西方城市都有这么一条街,定时定点通过抽签和事先审核后,摊贩可以取得牌照然后自由摆放商品,主要售卖当地特色旅游纪念品,政府在管理上也将摊贩往旅游景点引导。“国外的成熟经验,也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们借鉴。”



  而这些年轻人都希望 “在这个岗位上能做得更有成就感”。
 

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通讯员 张小小

 

    原标题:松江:高学历年轻人的城管生活
责任编辑:晏从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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